“袁芳要离职了。”过去一年里，类似传闻时不时就会蹿出来。

如今，传闻终于有迹可循。

11月19日，工银瑞信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，袁芳一次性卸任在管的5只基金。虽然离任原因标注的是“工作调整”，但业内的推测更倾向于，这是在为正式离职做铺垫。

《财经》新媒体就袁芳是否要离职一事，向工银瑞信基金相关负责人求证，对方表示：“一切以公告为准。”

袁芳在公募圈颇有声望，是热度仅次于葛兰的女性基金经理。她在工银瑞信供职时间超过10年，任职期间最佳基金回报226.53%，截至三季度末，管理规模合计225.56亿元。

卸任争议

明星基金经理“出走”，早已不是新鲜事。

从周应波、赵诣，到董承非、林森．．．．．．年内已有多位“顶流”离职。他们或另寻东家，或“奔私”创业。

由于他们身负数百亿规模，持有人基数庞大，且自带流量和关注度，在官宣离职时，基金公司总是尽可能低调而谨慎地处理。

像袁芳这次的卸任公告，就选在了非交易日的周六发布。

投资上的重大人事变动，要做到完全不起波澜很难。从过往案例来看，比较理想的状态是，双方好聚好散：基金公司安排合适的继任者，基金经理写一封真挚的告别信，以求平稳度过交接期，安抚和留住持有人，最大程度上减少对产品规模和公司品牌形象的冲击。

对于一些明星基金经理的离开，尤其是奔私的那些，持有人的反应往往是惋惜。因为私募的购买门槛高达百万，这意味着普通基民无法再享受到他们的投资服务。

作为工银瑞信基金的“头牌”之一，袁芳的卸任和“奔私”传闻，却是争议声居多。

最大的争议点在于，她卸任的5只产品中，“工银圆丰”是一只三年持有期基金，成立于2021年1月13日，首募规模79亿元，距离首轮持有期结束还有一年多时间，在任职回报亏损31.91%的情况下，基金经理却一走了之。

无论是主动离职，还是被动下课，这种有始无终的做法，让不少投资者难以接受，因为很多人当初就是冲着她的名气下的单。

从监管的角度，持有期产品设立的初衷，本就是为了践行长期投资理念。在首个持有期内更换基金经理，显然与这一理念相悖。

一位基金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《财经》新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人才流动是市场基本特征之一，属于正常情况。但如果是打着基金经理市场号召力，进行资金募集的封闭式基金，在距离封闭期满还有一定时长出现基金经理离职，或多或少存在误导投资者的情况。

监管空白

站在买卖双方的角度，在现有法规下，面对基金的持有期限制，基金经理去留与否有的选，投资者想赎回却没的选，只能被动接受人事变更。

11月20日，西部利得基金经理盛丰衍在微博发文，建议修改持有期基金规则，持有期基金的首发基金经理离职的，给予投资者一次赎回的机会，“否则旨在鼓励长期投资的持有期基金难以获得投资者认同，和持有期基金初心南辕北辙”。

在公募历史上，有过封闭期或持有期内开放赎回的案例，就是在2020年9月红极一时的蚂蚁战配基金。

5只“创新未来”基金发行时募了600亿元，认购人数多达1360万户，原本封闭期18个月，后来因上市计划搁浅，在2020年11月开放了为期一个月的赎回通道。

也有业内人士建议，以后发持有期产品，可以让基金经理签署承诺函，承诺封闭期内不离职。如果封闭期出现离职，基金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。

实际上，为了促进公募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，监管一直在完善基金经理离职的相关规定。

2月18日，证监会发布《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》。其中规定，“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聘用从其他机构离任未满6个月的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，从事投资、研究、交易等相关业务”。

和此前相比，基金经理离职静默期多了3个月。

5月20日，证监会发布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》及其配套规则（简称《办法》）。在细则中规定，公募基金管理人建立员工离职静默期制度，基金经理等主要投研人员在离职后1年内不得从事非公募基金投资管理等工作。

这意味着，基金经理如果从公募离职，想要发行自己的私募产品，从之前只需等待3个月，延长到1年。

6月10日，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《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》，要求绩效薪酬的递延支付期限不少于3年，高级管理人员、基金经理等关键岗位人员递延支付的金额原则上不少于40%，绩效考核指标应体现3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情况。

盛丰衍曾评价，该《指引》一（是）强制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共担风险，二也惩罚了跳槽行为，鼓励基金经理在一家公募基金长期干。

回到袁芳卸任“工银圆丰”的案例，可以看到现有法规下，对持有期内基金经理的离职行为，没有明确的约束和针对投资者的处理方案。